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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报业曾百花齐放 现如今只剩390个报纸档

2020-12-01 12:02:34 大湾区时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知识分子逃离大陆,南下香港。香港报业公会曾在其纪念刊指出,读报章是当时普罗大众下班归家之后的重要娱乐消遣方式。而与此同时,香港也被视为各党派对外宣传的舆论基地,纷纷在港办报,让香港媒体的地位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英国殖民政府对媒体的管控略较邻近地区宽松,香港渐渐成为华文地区最自由的地方,这从报纸档繁荣发展可见一斑。

 
二次大战后,《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和《工商日报》为香港三大中文报章。其中,《星岛日报》属缅甸华侨胡文虎主办东南亚”星“字头报系,《华侨日报》由前《南华早报》员工岑维休创办,《工商日报》属富商何东家族所有。在同一时间,《星岛日报》报系也创办了《英文虎报》(Hong Kong Standard;今称The Standard)。战前创办的《成报》也恢复出版。
 
梁天伟教授的著作指出,《星岛》、《华侨》、《工商》与英文《南华早报》和《德臣西报》(China Mail)均属于亲国民党阵营。为了争夺舆论阵地,共产党与国民党也分别在港自主办报。其中,中 国主办《大公报》、文汇报》与《香港商报》,国民党则主办《香港时报》。
 
《华侨日报》每年出版《香港年鉴》,与港府官方《香港年报》分庭抗礼,是记载当代香港历史非常重要的典籍。据《香港年鉴》记载,1950年代,香港有30余份新办报纸。《明报》就是在1959年创立。
 
踏入1960年代,《成报》成为香港销量第一中文报纸,《文汇报》前副总经理周奕对梁天伟教授说,当时的报人以“印银纸的”(印钞票的)来形容《成报》的赚钱能力。但同期创刊的《天天日报》和《东方日报》渐渐挑战着《成报》地位。
 
据香港报业公会刊物记载,1960年代也是晚报的黄金时期。《星岛》、《华侨》、《工商》、《明报》均办有晚报,还有中方背景阵营主办的《新晚报》。同期,集中谈论香港赛马与澳门赛狗的“马经”、“狗经”盛行,有既有报章加设相关版面,也有单独发行。报道影艺消息的大报娱乐版以至于单独发行的娱乐日报也在此时面世。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左派在1967年发起反英动乱,历时八个月,最终被港英政府连同驻港英军镇压。香港报业公会指出,“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锐意培养以香港为本位的力量,此时政治中立报章开始出现,股票市场、黄金市场行情等财经新闻崛起。
 
1980至1990年代是香港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报道重点也从中国大陆政治转移到本地事务之上。随着中英两国开始谈判1997年以后的香港前途问题,香港人日益关心这座城市的未来。
 
1990年代,香港共有2500个报纸档,境内中文日报18份,英文日报两份。香港报贩协会副主席林长富介绍,最繁忙的报纸档每天出售1000份报纸。
 
林长富说:“每份报纸都有它的个性,当时市场庞大,大小报章各有所长,各有生存空间。”
 
报纸档不光卖报纸,还出售各种杂志,本地漫画,和很受女性与年青人欢迎的日本漫画。
 
进入1980年代,随着中英两国谈判香港前途,政治报道需求增加。 但广播电台与电视的蓬勃发展,使报纸尤其是晚报的消遣功能减弱。包括《工商》报系在内的多份报章在此时停刊。
 
《大公报》记者张矛认为,1972年香港红磡海底隧道通车,1980年地下铁路尖沙咀至中环段通车,改变九龙半岛与香港岛之间的交通格局,也是导致晚报衰亡的原因,因为通勤模式改变,原本每年2亿人次的渡海小轮服务萎缩,再也没有这样的景象了:人们放工后涌向码头途中在报纸档买上一份晚报,在乘船横渡维多利亚港的10至20余分钟期间读报。
 
没多久,报纸档似乎迎来了厄运。2000年代初,免费报章登陆香港,到2010年已变得相当普遍,直接冲击着报纸档的盈利。
 
1990年代以来,《星岛》报系一直经营着专门报道社区新闻的《地区星报》,每周免费派发。
 
2002年4月15日,瑞典《都市日报》(Metro)首发香港版,在地下铁路车站派发,成为香港首份免费日报。随着港府落实地铁与九广铁路合并成港铁公司,《都市日报》发行网络扩大。
 
免费报纸热潮兴起后,《星岛》报系于2005年发行《头条日报》,2007年把《英文虎报》从收费改成免费;知名房地产中介施永青2005年独资创办《am730》,《香港经济日报》报系2011年创办《晴报》和2011年壹传媒《爽报》香港版。2012年《新晚报》以免费报身份重新出版。
 
但这股热潮并没持续太久。香港《爽报》于2013年10月停刊;《新晚报》2014年3月再次结业;香港《都市日报》自2013年7月起数度转手,2019年12月纸本停刊,网站经历一轮混乱后,于2020年6月恢复网站与社交媒体运作,但只刊登简讯与短专栏。
 
跟这场潮流好像不太相关的《地区星报》辗转被改成《星岛日报地区报》,且从周报变成月报,2018年8月最后一次出版。
 
目前香港免费报市场只剩《头条日报》、《英文虎报》、《am730》、《晴报》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2018年起出版的《香港仔》。其中,《am730》是唯一一份不属于任何报系的免费报纸。
 
紧接就是数码媒体崛起,进一步让报纸档黯然失色。
 
香港中文大学2020年的一项调查指出,超过70%香港人透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接收新闻信息。传统报章经营日趋艰难,立场新闻、英文香港自由新闻(Hong Kong Free Press)等“独立网媒”直接跳过了纸本出版。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则相信,独立网媒崛起不单纯是科技使然,而是对媒体自我审查的直接回应。杨健兴在香港媒体界为人熟悉的另一个身份是前任《南华早报》资深编辑,如今他也是网媒从业员,在众新闻担任主笔。
 
他说:“特区成立早年,我们还能看到比较平均的媒体格局,所谓的亲建制媒体和亲民主派媒体均有存在。”
 
但杨健兴指出,如今许多主流媒体机构的拥有人都在中国大陆经营着一些生意,主流媒体其后日趋亲政府和亲北京,“这局部说明了为何独立网络媒体与公民媒体相继冒起,因为他们(读者)不相信他们从主流媒体读到的信息”。
 
香港记协每年发表《言论自由年报》。2017年的年报已指出,把广播电视媒体一同计算,香港35%媒体机构由亲北京“红色资本”控制或大额持有股份,其中就包括了首创报纸档的《南华早报》。由马来西亚“亚洲糖王”郭鹤年家族于2016年将报纸转售于中国网购巨头阿里巴巴,当时阿里巴巴由创办人马云控制。
 
《南华早报》因刊登中国维权律师李和平助理“考拉”赵威的“认罪专访”受到质疑。 2018年再刊登铜锣湾书店事件主角之一桂敏海的同类访问,再使其立场受到质疑。已被亲北京商人收购的《星岛日报》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中也先后独家刊登了股东李波下落的信函和宣布放弃英国国籍的专访,同样成为外界质疑其立场的理由之一。
 
香港民意研究所(HKPORI),也即前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HKUPOP)进行多年的“市民对新闻传媒的评价”调查显示,以互联网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香港市民比例,从2000年10月的12.3%,增至2020年10月的70.4%。杨健兴为香港民研分析最新调查结果时指出,年轻一代普遍认为主流媒体已经“归边”,不予信任。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市民对传媒公信力的评分”追踪调查2019年8月的调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杨健兴的说法。据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钥机撰文介绍,电子媒体(广播电视)与报纸所得评分下跌,网络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公信力评分上升。调查正值反对《逃犯条例》示威爆发两个月之际,许多以直播为主要传播途径的新网媒与学生媒体活跃于警民冲突现场,甚至拍下得到国际通讯社采用的关键片段。
 
而偏偏报纸档的下一个大商机也是来自于新闻审查。
 
张德荣在游客密集的九龙尖沙咀经营报纸档,那是他的家族生意。他是最先开始出售大陆“禁书”的的报纸档之一,这些书籍谈的都是官员贪污腐败、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以至于中国领导人私生活等事情。
 
买家几乎都是中国大陆游客,但这类业务真正热闹起来,要算是2003年大陆游客赴港自由行实行之后。
 
张德荣说:“高峰时我每个月能卖1000到2000本。”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事件曝光而落马时,这些“禁书”更是洛阳纸贵。
 
他说:“那些从大陆开车来香港的买得最多。我们有时候把20、30本书装纸箱去,送去酒店给他们。我们甚至把书送到深圳去。”
 
多年来, 这些“禁书”从香港瞒着海关流入中国大陆是个公开的秘密。直到2015年,五名铜锣湾书店职员失踪前,大家感受不到北京的手抓得有多紧。
 
其中一位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林荣基后来召开新闻发布会,曝光自己曾被中国执法人员扣压,与外界失去联系,24小时遭监视。
 
6月30日深夜生效的《香港国安法》可谓致命一击。张德荣说:“这种政治书籍再也没有人出版了,书商甚至从报纸档把存货都召回了。”
 
“我们也不想再卖了。不然得坐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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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求存
 
据香港立法会2019年初会议纪录,香港目前只剩390个报纸档。
 
2020年8月,国安警察逮捕黎智英并搜查《苹果日报》报社,曾让报纸档出现“小阳春”。事发翌日凌晨,支持者开始排队购买《苹果日报》表达对黎智英和壹传媒的支持,甚至有人买上一叠报纸四处派发。
 
但这只是昙花一现,不足以延缓报纸档的衰落。
 
林长富指出,烟草如今占报纸档营业额的70%,报纸只占不到10%。
 
他向政府请愿多年,要求准许报纸档售卖手机充电器、缆线,还有饮品等。他相信报纸档也可以装上电子屏幕,进化成游客咨询台。
 
庄玉惜博士说:“要是报纸档从香港消失,那会是一大憾事。”
 
“报纸档是香港街头风景线的一部分,有人觉得报纸档都很凌乱,但其实乱中有序。这也是让香港与众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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